在德州那個人際關係宛如一鍋濃稠馬鈴薯湯的留學生圈裡，如果你問我，最大的「敵對勢力」是誰？我想十個台灣人裡，有九個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：「韓國人。」
在那個80、90年代氛圍下長大的我們，血液裡似乎就流淌著一種對韓國莫名的敵意。體育賽事上，他們是「愛搞小動作」、「勝之不武」的代名詞；社會印象中，他們是「大男人主義」、「剽竊文化」的代言人。這種情緒，是一種集體無意識。
但誠如您所說，回頭看看自己，我們又何嘗高尚？當年組建棒球明星隊去打美國的夏令營，贏了就大肆宣傳「世界第一」，那種操作，本質上不也是一種凝聚民族向心力的手段嗎？
當我帶著這一身繼承而來的、未經思考的偏見，遇見Peter時，我從沒想過，他會成為我在那片荒原上，最意想不到的溫暖。
Peter是我們班上的韓國同學之一。他給人的第一印象，就是「不起眼」。他總是安安靜靜地坐在角落，一口濃重到讓人費解的腔調，使他羞於在課堂上發言。在我們這群吵吵鬧鬧的台灣學生眼中，他像是個無關緊要的背景人物。
直到有一次，大夥兒幾杯黃湯下肚，開始天南地北地聊起各自的老家。Peter在酒精的催化下，也難得地開了口。
他結結巴巴地，用我們需要豎起耳朵、連猜帶蒙才能勉強聽懂的英文，描述他家的樣子。我只記得他不斷重複一個我們聽了半天才搞懂的字——「tree」(樹)。他說，他家門口有「一些樹」，然後要走過一個「廊道」，才會到家門口。
空氣突然安靜了幾秒。我們這群住在台灣如同鳥籠公寓裡長大的孩子，面面相覷。在寸土寸金的亞洲，家門口有樹、有廊道，那是什麼樣的概念？我們這才驚覺，眼前這個害羞靦腆、看起來像個鄉下孩子的Peter，家境恐怕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優渥。
然而，真正讓我們改觀的，不是他的家世，而是他的車。
在我們這群被「台灣同學會」主流小圈子放生的「邊緣人」，為了採買生活用品而困在宿舍時，是Peter，一次又一次地開著他的車，默默地載我們去超級市場。沒有多餘的言語，沒有施恩的姿態，就是最簡單的問一句：「要去Walmart嗎？走吧。」
對當時沒有車、寸步難行的我們來說，他那輛嶄新的二手野馬，簡直就是沙漠中的綠洲。
有一次，在又一次的採買回程，我們忍不住問他：「Peter，你為什麼要對我們這麼好？你們韓國人不是都只跟韓國人混在一起嗎？」
他看著窗外飛逝的荒涼景色，用那依然不甚標準的英文，緩緩地說：「跟你們在一起，比較輕鬆。我不用管那麼多……」他頓了一下，似乎在尋找合適的詞彙，「……那些哥哥弟弟、前輩後輩的規矩。我想笑，就可以笑；想罵人，就可以罵人。」
在那一刻，我們才恍然大悟。
我們看到了他身上的枷鎖，也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標籤。我們把他當作「韓國人」，一個由無數刻板印象堆疊成的符號；而他，卻把我們當作一個可以讓他短暫逃離韓國社會那「層層疊疊的吃人禮教」的避風港。
他不是在對「台灣人」示好，他是在對一群可以讓他做回「Peter」的朋友，釋放善意。
從那天起，所有從故鄉帶來的偏見都顯得荒謬可笑。眼前這個會因為口音而害羞、會因為朋友的需要而伸出援手、會因為壓抑的文化而渴望自由的，活生生的人，才是最真實的連結。
至於現在網路上那些關於「孔子是不是韓國人」的爭論，或許就像Peter家門口的樹一樣，背後有著我們這些外人永遠無法完全理解的、複雜的歷史與民族情感吧。但那又如何呢？至少在那段光怪陸離的歲月裡，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是：一罐冰啤酒和一趟去超市的順風車，遠比任何國家之間的歷史恩怨，來得更真實，也更溫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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